主讲人陈峰教授首先提出一个总括性问题：“司法如何影响工人运动？”接着，陈峰教授以西方国家为例，对法院与工业公民权作了详细介绍。在经历了自由 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个阶段的公民权的基础上产生了工业公民权。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领域“国家建构”的初期，并未形成处理工业关系和工业冲突的专门制度， 法院成为处理冲突的主要机构。但由于自由权的内在矛盾，法院为了维护财产权，常以“刑事共谋”的罪名发布“禁令”，欲中止工人罢工。而结社自由这一宪法权 利推动工人权利运动，司法镇压未从根本上中止西方的工人运动，法院一直处于较为保守的状态。
 

 

       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陈峰教授认为，中国的国家体制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工人集体行动呈现出争取集体权利的诉求未出现、工人无罢工的宪法权利和 法院面临的集体争议均涉及工人个人的劳动权利争议等特点。而上述特征又决定了中国法院服务于国家政治目标，仅在法律技术层面或运用“程序”技巧防范集体劳 动争议事态的扩大。最终导致中国的工人集体行动被瓦解，工人的集体意识和认同被消除。最后，陈教授通过对中美两国法院处理集体劳动争议的比较，认为中国应 加强工人集体行动。

       陈教授讲座之后，乔健教授通过解读不同学派关于集体劳工权的观点，认为探讨集体劳工权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汪庆华副教授认为陈教授的讲座是在集体劳工权权利体系演进的大背景下的一种深切的现实关怀。

 

 

       韩君玲副教授则认为自由权与社会权并非矛盾，而是相互融合的。

 

      互动环节，在场的师生们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陈教授在英美法院何以“去政治化”，工会是“改良”还是“变革”，能否通过个案解决中国劳工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刻探讨。

 

 

   
      此次“司法高端论坛”第五期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